生活化治理：脱贫户贫困陷阱干预的理论范式及实践路径
刘 建, 江水法
(江西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在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中国社会正式步入后脱贫时代，农村反贫困事业进入新阶段。然而，相关数据显示，我国仍有200万的脱贫人口存在返贫风险，有近300万的边缘人群陷入贫困的风险较高。[1]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打破贫困陷阱的恶性循环，就成为后脱贫时代农村反贫困的重要课题。
'贫困陷阱“是指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体、家庭和群体无法打破贫困再生产的情境，他们的日常生活一直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2]贫困陷阱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的研究，即由于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人口增长的速度，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效益被人口增长所抵消，人均生活水平仍然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3](P.7)随后，贫困陷阱成为经济学重点关注的领域，形成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等理论范式[4](PP.35～47)，相关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随着贫困陷阱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步形成了文化贫困[5]、可行能力[6](P.63)和脆弱性[7](P.43)等研究视角，贫困陷阱理论成为解释反贫困悖论的重要范式。
随着后脱贫时代的来临，贫困陷阱再次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在中国独特的制度、历史、个体和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当前乡村社会并未发生贫困陷阱[8]，但特定地区和人群陷入贫困陷阱的风险仍然较高。特别是由于在国家'输血式“扶贫模式下脱贫户存在体制性依赖[9]，一些脱贫户传统的家庭生产方式与货币化经济体系之间不匹配[10]，一些地区存在主体性、经济性和空间性等多元叠加的返贫风险[11]，脱贫户的日常生计处于一种非常脆弱或不稳定的状态[12]，部分脱贫户很容易陷入新贫困陷阱。为了有效预防贫困陷阱的生成，学者们认为应当加快建立以防贫为主的贫困治理体系[13]，以人力资本建设提升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14]，加强返贫风险的控制策略建设[15]，建立健全主体、供体及载体均衡有效的返贫治理模式[16]，探索阻断返贫的整体性治理路径[17]。
现有研究对贫困陷阱的干预提供了较好的理论范式，但仍然延续了精准扶贫背景下的国家干预思维，主要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宏大视野进行'知识体系“的输入，忽视了日常生活的微观视角。正如阿比吉特>班纳吉等人所指出的，我们必须抛弃对穷人的内在偏见，不应当将其刻画成负面的形象，而应当从他们的日常生活出发，了解他们日常生活的复杂性，这样才能转换贫困研究的视角。[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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