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张大春（二篇）
讲故事的人””张大春对话莫言
阿 城:今天非常非常不容易,把张大春先生请到北京来,而且在三联这儿有一个会谈活动,也非常不容易请到莫言老师。
首先稍微介绍一下张大春先生。我跟大春算是朋友,我有一点高攀的意思。在九十年代,张大春老师在台湾是炙手可热,他的书上市之前大家都在等待,上市之后就开始抢购,出来之后,马上批评界、读者都会有反应。在台湾已经形成了一个压力,也就是说新生代的作家,想要突破张大春造成的障碍。正如一千多年前,唐朝的时候有一些诗人在长安已经霸住市面了。年轻人有的时候不愿意做一个并列,其实不会形成障碍,你写你自己的书,你写得够好,可以跟张大春并列。但是现在却有一个进化的思想,我要超越他””我觉得是一种递进的关系。
下面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对谈的人,我觉得我不需要再对你们说什么了,希望你们马上热起来。
张大春:我要先呼应以及补充阿城的话。在我身边的两位,还包括昨天在社科院见面的李锐和余华,当然还有很多,以及我一直想见,觉得今天可以见得到,但到现在还没见到的格非、吕新,这都是八十年代后引进到台湾的作者,当然我说的这些人主要是写小说。大陆的作者在八十年代初大批地引进台湾之后,对台湾的作家反而形成了极大的障碍感。这个看起来是跟一个国度的土地辽阔、人民众多,加上物产丰富有关。感觉上大国的文化氛围,对于当时的 ”” 一个正在经济起飞、社会多元、写作或其他创造活动的各种门派或者各种招数、路数都在层出不穷的时代,制造了新鲜而且迷人的刺激。我差不多也就是在八十年代决定了””应该说不得不””成为了专业的写作者。因为到了八十年代,我三十岁了,其他什么都不会,于是就开始比较专心地写东西。而这些作家们,反而成为我个人触手可及的典范。
对我来说,写东西这件事情,是因为不会做别的,又不太敢像很多散文家那样,把从身边的琐事,到宇宙的关怀,都像跟人说话一样,逐字逐行地吐露出来。那样的书写,似乎是要把一个人最重要的思维,直勾勾地吐露出来,这跟我写小说所重视的心理活动很不同。小说之于我,打从一开始就不是暴露,而是隐藏。
我曾经在过去几天里,跟媒体的朋友说过,我小时候喜欢做一件事,从我三四岁能走路,能稍微快一点走路的时候,我就有这么一个很怪的习惯:当我在一个小胡同里跟一个人几乎并行地走过的时候,只要走到任何一个可以拐弯的胡同里,我就拐弯,立刻超前奔二十步、三十步,接着再往前慢慢儿地走。我总假想我后面的人一旦跟上来,看见我,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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