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和翻译中的双重转向与跨学科实践：从莎士比亚戏剧到早期中国电影
秦立彦 译
翻译是一种文化改编，而改编本身也是一种翻译。莎士比亚的喜剧《维洛那二绅士》早就质疑了权威与作者身份的问题，由这部剧作改编的电影为研究跨语言、跨文化、跨媒体的文本与意识形态的交流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一剪梅》是改编莎剧的早期中国电影。本文对这部电影的人物塑造、场景调度和双语字幕的分析，不仅揭示出民族现代性在中国的发明过程中的技术创新，而且突出了近二十年来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与改编研究中的社会学转向所强调的主体位置。在重新思考跨文化的生产和接受中的权威与作者身份问题时，我们应该重视权力关系的'非零合博弈“观点。
我这个不幸的使者··
我真心爱我的主人,
可是倘要尽忠于他,
我就只好背叛自己｡
””莎士比亚《维洛那二绅士》
本文开头的这些诗行来自莎士比亚的早期浪漫喜剧《维洛那二绅士》(第四幕第4场第97､101”102行,大约撰写于1594年)①｡在这部喜剧中,朱丽娅(Julia)知道了她的恋人､维洛那的普洛丢斯(Proteus)背叛并抛弃了自己,于是她决定化装成一个少年前往米兰,虽然他当时不忠心,她最终还是赢回了他的爱情｡第四幕中,她被普洛丢斯派去给米兰公爵的女儿西尔维娅(Silvia)送一枚戒指｡朱丽娅此时改名西巴斯辛(Sebastian),成为一名男侍从,在这些诗行中自称是'不幸的使者“,注定要么'背叛“自己的'主人“,要么背叛自己｡虽然朱丽娅想出了一种很有创造性的送信办法,最终并未背叛自己,但 '背叛“这个意象本身就对应了翻译领域里一种常见的批评””'Traduttore traditore“(翻译者就是背叛者)｡的确,朱丽娅作为类似翻译者的一个'中间人“①,是背叛了主人的意图,但她的背叛证明是正当的,因为它逆转了先前对她的背叛,最终有利于各方””情书作者(普洛丢斯)､送信使者(朱丽娅)､收信人(西尔维娅)｡
在《维洛那二绅士》的结尾,西尔维娅的被放逐的恋人凡伦丁(Valentine)与普洛丢斯重新确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凡伦丁宣布两对婚礼:'大家在一块欢宴,一块居住,一块过着快乐的日子｡“(第五幕第4场第171行)这表明一个有意的背叛带来的特殊好处,以及使者翻译者暗藏的能动性｡在此,我们可以考虑一下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提出的翻译过程中意义增减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那个传统说法'Traduttore traditore“用英文翻译成'翻译者就是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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