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教育学
日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第七届学术文化节开幕，教育部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裴娣娜教授、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谢维和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族教育与多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郑新蓉教授受邀参加，围绕各自的学术生涯为青年学子做了一场精彩的对话教学。本刊将其中涉及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主题进行拣选、整合，编辑成文，以飨读者。
裴娣娜：我在做学问中遇到的最大困惑是来自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我从事的课程与教学论研究方法的研究，一定是要深入实践中去的。这一辈子，我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是进行中国教学论的学科建设，出了一系列书，如《教学论的三卷本》等；第二是抓中国基础教育改革。那么，怎样才能处理好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呢？
第一，寻求、加强理论的更新。我曾经用了两年时间广泛邀请专家，为当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开展了20多场现代西方哲学讲座、10场心理学专题讲座及8场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讲座，探讨现代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什么，这实际上是在解决学术发展过程中的理论基础
问题。
第二，扎根实践，进行教育实验研究。许多人认为，深入实践就是拿着观点下去找材料，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只有实践研究才更能够证实真伪。所以，我特别希望在座的'小北师大人“要当教育实践家。
第三，有专家引领、团队攻关。我这一辈子非常荣幸地得到了黄济先生、王策三先生、顾明远先生的提携，他们手把手地把我带了出来。黄济先生带出了我的研究方法，王策三先生带出了我的课程与教学论，顾明远先生教会了我做人，提高了我的领导力。我的每一部分的进步，都与这些教师非常相关。如果没有老前辈的扶持，我走不到现在。此外，我还有一支大的团队，15所高校，16个地区的教育局局长，几百所学校的校长，与我们进行深度合作研究。还有，我的研究生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郑新蓉：最近20年，我做了几件事情。一是自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后，关于性别教育的议题开始纳入教育学的课程体系。二是伴随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教师、农村教育、留守儿童问题集中涌现，开始牵动我们，我也花了许多精力，接手许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项目。当我们慢慢走向基层，才知道自己在书斋里待得太久了，中国广袤的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在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中像脱轨的列车被甩开了。后来我们开始做贫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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