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大风波与青岛会议
一、遗传学与意识形态
遗传学作为一门基础生物学科不仅密切关系着农学、医学等重大应用学科领域的发展方向，而且也是人类遗传学的一门基础科学。加之，涉及生命的科学是最复杂的，它的成熟程度也是比较低的。包括遗传学在内的生命科学还有许多重大的科学问题处在推理阶段，或者根本还是一个悬念。有些问题如生物进化是很难用实验来证明或重复的。在这些问题上，不仅有科学学派之间的争鸣，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科学同哲学、科学同政治之间交叉的争鸣。由此，遗传学的进展过程中，难免发生同政治、哲学等意识形态领域的纠葛；也是最容易成为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而进行政治干预的对象之一。
现代遗传学的根本原理之一是确认'基因“作为遗传信息载体物质的存在。当然，基因最初只是一种假设或推理，就像存在看不见的电子那样。而现在基因已经成为遗传工程实际操作上的一个基本单元。我在40年代上中学时就学过陈祯先生编的'生物学“，其中关于由X和Y染色体的组合决定人体性别的论述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但遗传物质理论在被优生学者不适当地应用到政治领域，并演绎出区分民族的优劣等荒谬结论时，原本是纯自然科学的学术研究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政治批判的领域。
遗传学的另外一个根本原理是：确认由环境变化引起的个体性状变化如果不导致基因变化，就不能遗传给下代，即获得性不能遗传。这一原理同达尔文的进化论、特别是同被称为'目的论“的拉马克关于生物器官的'用进废退“论有冲突。这些冲突原来就已经不局限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了。当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发表后，问题就更趋于复杂化。在这篇著名的文章里，恩格斯是承认获得性遗传的。他写的名言'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而且是劳动的产物“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他的倾向性。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必然要起来批判否认获得性遗传的经典遗传学。
遗传学在农业上的应用可以有许多不同方向，西方国家农产品过剩，农业生产主要是追求利润而不是追求高产量；而改革前的计划经济国家都是短缺经济，主要是追求产量而不是追求利润。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政府，迫切需要增加农产品产量的技术，鼓励遗传学界(及任何学科)多为生产部门增加产量作贡献。传统遗传学有为提高产量的手段，如利用杂交优势，但不善于刻意去追求高产。在这种背景下，高举为生产服务旗号的学派，不管真本事如何，至少在感情上就同政府靠拢了。当学派之间发生争论时，政府必定支持打高产旗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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