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科学的倡导与中共创建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以《新青年》杂志为宣传阵地，以倡导民主与科学思想为宗旨，掀起了一场反对封建制度和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后，为了寻找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早期许多先进分子对西方传入中国的各种新思潮，以民主科学为标准，加以反复实践、争论和比较，终于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1919年7月到1921年间，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先后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争。这三次论争，其实质是民主与科学精神在思想文化界的进一步发扬光大。这三次论争经过民主与科学标准的辨别，最终使中国早期的先进分子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更加坚信在中国只有走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思想理论上提供了客观条件。
一、民主与科学精神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的发扬光大，为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爆发后，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博士经胡适邀请在北京作了《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等长篇演讲，在演讲中他认为改造中国社会必须用他宣扬的实验主义。杜威是胡适的老师，胡适在美国留学10年，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胡适在文章中重点抨击了王辑唐所说的社会主义。他指出：'近来北京很多报纸，甚至于日文报纸，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辑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但在我想来，这确是一个反面的教训。“王辑唐是北洋军阀政客集团安福系的首领之一，由他这样的反动政客来大谈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当然要被胡适嘲笑这是一种'假充时髦的行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胡适抨击王辑唐所谈的'主义“，当然没有错。但他想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必须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并反对任何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就不对了。他主张用实验、实证的方法去具体的一个一个地解决实际存在的社会问题，这也是根本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因为从当时中国的现状来分析，如果不彻底推翻封建军阀制度，任何的具体社会问题都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胡适的极端观点立即遭到有识之士的反驳。蓝公武（笔名'知非“）是《国民公报》的编辑，他在该报转载了胡适的文章，并发表自己写的《问题与主义》，蓝文从多方面论证了宣传主义的必要，并提出'主义是多数人共同行动的标准“。①接着，李大钊也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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