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有点消极，不怎么浪漫
洪子诚从青年步入中年，是上世纪50至70年代”” '这个时代，目前在各种历史表述中仍含混不明、充满歧义。“回顾过往，个人见闻与体验有助于从原有叙述中发现隐蔽的缝隙，作为思考的起点，'也由此滋生了某种‘虚无’，冷漠的倾向。当然，‘虚无’也不是真的。因此才写了一些书，一些文章。“
50至70年代文学中的一些重要事件，诸如'百花运动“、'反右“、'文革“等，在洪子诚早些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概说》与《1956：百花时代》等著作中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与成熟的历史叙述。2016年出版的《材料与注释》一书中，洪子诚重新谈论这些话题，尝试以材料编排为主要方式的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关注历史事件中个人的细微情感、反应，这在总体叙述中常常被忽略。
原本打算从50年代开始，选择一些比较典型的材料做注释，看能否贯穿当代文学史脉络。但因为材料掌握上的限制，也因为对这一写作方式的合理、有效性产生怀疑，洪子诚没有再继续下去。学者钱理群阅读过后疑惑于'洪子诚先生总是不满意于现有的文学史叙述与结构方式，甚至有一种持续焦灼？于是，就有了不断试验、寻求突破的冲动，但又总是半途而废，这又是为什么？“
自1980年代以来，'为着改善被统一价值熨平的心灵“，洪子诚处于持续焦灼的心态之中。学生贺桂梅评价，洪子诚的学术、文学趣味和精神诉求都是更'俄国式“的””将整个人格与文学相关联。这与50年代读书期间的经典资源相关””19世纪俄国文学作品得到系统的翻译，也因相近的精神气质，都关注人精神的完善与追求。然而研究究竟有何用处，也是持续存疑的问题。学生经常问起，洪子诚只能用一个公式化的回答搪塞，'无用之用，大用也。“
1959年1月寒假期间，在高校学术大跃进的集体写作文学史热潮中，在《诗刊》时任副主编徐迟的建议、组织下，洪子诚与谢冕、孙玉石、孙绍振、殷晋培、刘登翰一起编写《新诗发展概况》，用'主流“和'逆流“来划分五四以来的新诗历史。这段经历成为洪子诚学术研究的起点。此后学术上的'选择“是'知道自己做不成什么之后才确定这么做“。写诗写小说行不通后想做学术研究，但被学校分配教没有太强专业性的写作课，作为留在北大的条件。他认为自己可能在研究上不一定能做出些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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