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被遗忘的“国士”
汤飞凡（1897-1958年）湖南醴陵人，病毒学家，国际公认的'衣原体之父“。
王哲第一次听到汤飞凡的名字，是在1986年，当时24岁的王哲是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一名研究生。那天，一位他向来很敬重的老师，突然大发感慨道：'如果汤飞凡不死，肯定能获诺贝尔奖！“
17年后的2003年，身处美国的王哲，才又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当时，一场'非典“肆虐了大半个中国，卫生部一位老干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禁不住叹息道：'汤飞凡若在，何至于此？“
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查询之下，仅仅是有限的几条。王哲在查阅了大量史料、寻访了许多人后，他发现在上个世纪中期，这个名字曾声震海内外。
1938年，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长的颜福庆，一封书信自武汉发至上海，请汤飞凡到长沙重建中央防疫处。此时，毕业于哈佛医学院细菌系的汤飞凡，刚接到英国一家研究所的聘书，月薪600银元，他当即辞去这份工作。此前，汤飞凡就曾以医生的身份，参加了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的前线医疗救护队，他所工作的救护站，一直在日本人炮火的覆盖下，数次几乎被击中，身高1.60米的汤飞凡却镇定地说：'我干这个最合适，因为我目标小，炮火打不中我。“无论是学养还是胆识，颜福庆都为中国唯一的官方防疫机构找到了最合适的领军人物。
前方战事紧，许多将士因伤口发炎死去，急需青霉素。但青霉素的具体生产工艺，在国际上也属于军事机密。加上中央防疫处简陋的条件，许多人认为生产青霉素压根儿就是天方夜谭。汤飞凡日夜奋战，通过研究从一名下属受潮的皮鞋上发现的一团绿毛，最终生产出每毫升200-300单位、每瓶两万单位的标准青霉素。中央防疫处因此名扬天下。《科学》杂志1943年专门撰文介绍中央防疫处，文章用惊奇的口吻，介绍了这个'世界上最让人吃惊“的青霉素生产车间””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台又旧又漏、而且每天用完后都要修理的锅炉：回收的设备是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进行透析；胃霉用完了，从自己养的猪的胃里提取··
曾有汤飞凡的同事告诉王哲，当年，尽管中央防疫处条件简陋，但汤飞凡的要求极为严谨，他每天戴着白手套，在实验室里到处摸。最初，员工们都用鸡毛掸子打扫，被他劈头盖脸地训斥。在那种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多数把日本作为较量目标。上世纪30年代，日本科学家野口英世曾声称，自己分离出了沙眼病毒。这一发现，在世界上引起了轰动，却遭到汤飞凡的怀疑。
从1932年到1935年的3年内，汤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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