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碑性”的回顾
我在十几余年前发表的《中国早期美术和建筑中的'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一书将由世纪出版集团翻译出版，译者嘱我写一篇序。想了一想，感到回顾一下这本书的成书背景和动因，或许有利于国内读者了解它的内容和切入点。因为大家知道，每一本书、每一篇文章，都是一次无声对话的一部分。不管著者自觉与否，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学术环境和预先设想的读者。对话的对象不同，立论的角度、叙述的简繁甚至行文的风格也会有所不同。当一本书被翻译，它获得了一批新的'实际读者“（actual readers）。但是一个忠实的译本并不致力于改变原书所隐含的'假想读者“（assumed reader或implied reader）””他/她仍然体现在书的结构、概念和语言之中。
这本书是在一九九○至一九九三年间写成的。当时，我对中国美术史写作的思考有过一次较大的变化，变化的原因大致有三点：一是《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于一九八九年出版了，该书基本上是我的博士论文，因此可以说是我以往学习过程的一份最后答卷。目前该书已由三联书店翻译出版，读过这本书的人不难获知，其主旨是把这个著名的汉代祠堂放入'两个历史“中加以讨论。这两个历史一是汉代社会、思想和文化的历史，一是宋代以来对汉代美术的研究史。《武梁祠》所体现的因此是一种结合了考据学、图像学和原境分析(contextual analysis)等方法的'内向“型研究，希望通过对一个特定个案的分析来探索汉代美术的深度。答卷交出去了，思想上无甚牵挂。虽然个案研究还不断在做，但内心却希望能在下一本书中换一个角度，以展现古代中国美术史中的另一种视野。
第二个原因是知识环境的变化。到一九八九年秋，我在哈佛大学美术史系已经教了两年书，和系里其他教授的学术交流也逐渐展开。如同其他欧美大学一样，哈佛美术史系的基本学术方向，可以说既是跨地域的，又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大部分教授的研究领域是从古典到当代的西方美术史，其余少数几位教授专门负责美洲、亚洲和非洲艺术。我则是该系唯一的中国美术史教员。这种学术环境，自然而然地促使我对世界各地美术的历史经验进行比较，特别是对中、西艺术之异同进行思考。本书'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这个概念，就是从这种思考中产生的。这里我想顺带地提一下，我并不喜欢这个生造的中文词，如果是在国内学术环境中直接写这本书的话，我大概也不会采取这样的字眼。但是如果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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