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论现代医学体制的诞生
在'国家医学“的这种形式中,个体的健康不再仅仅是一种私人的事件,它要被展示、被调查、被研究,被一种国家机器紧密地包围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医学更加是一个政治化的事件,它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必要的科学知识和有效的干预手段。医学不再仅是围绕着个体健康组织起来的话语,而更加是一种政治话语,一种可以促进国家力量增长的政治机制。对于个体而言,他自身的健康不仅仅是一个私密的领域,而是一个与国家整体休戚相关的政治地带。
70年代中期,福柯转向了对'生命政治“(governmentality)的研究。'生命政治“指的是'始于18世纪的行为,它力图将健康,出生率,卫生,寿命,种族··等等问题合理化,“力图理性地对'人口“的生命体征加以管理和协调。需要注意的是,'生命政治“不仅仅是一种国家主权的运作,它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性的干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有时是主要或唯一的推动者(如国家医学时期),有时退居幕后,由社会中的医疗保健机构(如医院、疗养院、防疫站等)来主持。
相应地,医学体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古典时期之前,医学还只是救济程序的一部分,担负着济贫、管理流浪人员等责任。但在'生命政治“出现之后,医学成为了'健康“工作的重要力量,它不仅要应对突然而来的疾病,而且还要提升国民的健康水平,延长他们的平均寿命、参与城市的卫生规划等等。从18世纪开始,现代医学体制逐步开始形成,它一方面要参与国家健康政策的制定中,另一方面则要在社会中建立起覆盖全民的医疗保健机制。在福柯眼里,现代医学始终是与政治权力纠缠不清的,从18世纪到19世纪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医学体系,但每一种都得到了政治权力的支持。从'生命政治“的角度看,为了对'生命“进行管理,单纯的政治行为虽然可以对人口进行统治和划分,但却无法深入'生命“具体的运作中。正是在这里,医学才在政治实践中找到了立足点。
一、人口与国家健康
'人口“这个词最初是在一种消极的方式上使用的,是指那些遭受重大灾害、失去大量人口的'无人区“移民。甚至到17世纪中期,欧洲各国所出现的对'人口“的统计中,也仅仅是要计算出死亡人数、死亡地点及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人口“仅具有一种数量上的意义,是对个体人数的统计(移民、死亡)。然而从18世纪中期开始,在一些旅行家、编年史家和历史学家的作品中,人口却开始和君主的实力联系在了一起,它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了君主军队的实力和财富的多寡。福柯将这种转变追溯到了17世纪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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