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后半生,大时代的孤舟
1934年1月18日，行走在湖南横石和九溪的沈从文给妻子张兆和接连写了两封信。见到一个老纤夫和船主为一百钱争执，他在第一封信里为'活着的意义“有感而发：
多数人爱点钱，爱吃点好东西，皆可以从从容容活下去的。这种多数人真是为生而生的，但少数人呢，却看得远一点，为民族为人类而生。
要像那少数人一样，把自己的意义投射到个人生活之外的社会上去。这是上午的沈从文在河上漂流的思考。然而下午，看到山头淡淡的午后阳光，水底圆如棋子的石头，他又有了完全不同的感悟””历史并不是那一套套用文字写成的，一代代人相斫相杀的宏大故事，而正是那'小小灰色的渔船，沉默的鱼鹰，石滩上走着脊梁略弯的拉船人“：
这些东西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
将近一个甲子之后的1992年，25岁的张新颖在《收获》杂志上偶然读到了这封信。'以前我总是糊里糊涂地觉得沈从文很好，但是不知道他好在哪里，也不知道他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读那个信的时候，忽然理解了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也明白了沈从文后来为什么对杂文物那么用情。“
只读过小学、湘西行伍出身的'乡下人“沈从文，四十多岁时已经写出七十多部作品，名噪一时，雄心勃勃。然而在人生的下半场，他毅然宣布封笔。
如今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张新颖接受采访时说：'一般人是跳不出这个圈子，我要么写，要么不写。但对于一个人的事业来说，这些方式都没办法实现自己，都完蛋了，写和不写都完了。问题是沈从文能够从写和不写之间跳出来，找到了一个要做的事儿。“
那件要做的事儿便是””成为一个不起眼的杂文物研究者、解说员。数十年的漫漫岁月里，他克服外在条件的艰难和内心的痛苦，在这一领域筚路蓝缕，于喧闹暴戾之中，始终独善其身。学者傅国涌描述，'以后的三十年，中国少了一个作家，而北京午门下多了一个指点解说、抄写说明的老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就是其中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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