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文学”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
引论：'文学性“如何作为问题
有关'文学性“问题的讨论自90 年代后期迄今，一直成为文学研究界的一个重要议题。这一议题涉及文学社会位置的'边缘化“、文学的社会批判力的削弱，也包括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兴起导致研究界对文学研究方式、乃至对现当代文学学科体制和知识生产体系的自我反省等。这些问题的提出，显然与近30 余年来文学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直接相关。在80 年代，围绕着文学的自律性、文学的社会功能以及文学实践的具体方式等问题，产生过比90 年代激烈得多也热闹得多的争论(甚至可以说，这几乎是80年代文化变革的中心议题) ，不过，90 年代以来的文学性讨论却具有着不同于80年代的内涵。换句话说，当前研究界有关'文学性“问题的讨论，正是以对80 年代的文学实践的历史反省和自我批判作为前提的。
德国理论家比格尔在《先锋派理论》中曾用'体系内批判“和'自我批判“这两个范畴区分不同层次的批判工作。他认为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是否有着对'艺术体制“的自觉，前者是在'体制内“发生，而后者则跳出了艺术体制而着眼于对'体制“自身的批判。借用比格尔这两个范畴，大致可以说，80 年代的文学争论是一种文学体制的'体系内批判“，是各种不同的文学观念之间的冲突；而90 年代迄今的'文学性“讨论，则可以说是文学体制的'自我批判“。比格尔如此定义'艺术体制“：'既指生产性和分配性的机制，也指流行于一个特定的时期、决定着作品接受的关于艺术的思想。“他同时概括道：'艺术发展的总体性只有在自我批判的阶段才能清楚地表现出来“，'自我批判是以批判所指向的社会构成或社会子系统的完全进化出它自身的、独特的特性为条件的“。他的更富于洞见的观点在他关于文学艺术进行'自我批判“的可能性的历史条件的界定。他认为，如果我们承认文学艺术有着自身的相对自律性领域，那么就不能简单地以社会整体的判断来代替对文学自我批判的历史条件的判断。照这样说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90 年代的文学危机仅仅是'商业化大潮“的冲击、市场体制运行的结果。比格尔首先认为有必要区分'艺术作为一个体制(它按照自律的原理在起作用) 与单个作品的内容“，进而认为'艺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是依赖于体制的框架(将艺术从完成社会功能的要求解放出来) 与单个作品所可能具有的政治内容之间的张力关系而生存的“。进行艺术的自我批判，'只有在内容也失去它们的政治性质，以及艺术除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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