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传媒史纲要（1978～2010）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短短的几年内对私营的报馆、书局、广播电台、影业公司等传播机构进行了公有制改造，建立了执政党全面掌握、主要依靠财政拨款生存的宣传事业体系。1956年，这种高度集中的控制有过短暂的放松，但是很快又恢复了。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既要延续和维护政治权力对宣传工具某种程度的控制，又要应对传媒业逐渐形成过程中的自主性需求，这一紧张关系构成了当代中国传媒成长的基本条件。
1978年以来，中国的新闻出版与广播影视事业从单一的无产阶级专政工具角色起步，向兼具宣传与市场功能的传媒业转化，先后经历了传媒功能恢复期（1978～1981）、结构分化期（1982～1988）、总体整顿期（1989～1991）、市场化正式启动期（1992～1993）、集中化政策酝酿期（1994～1997）、集中化政策实行期（1998～2002）、体制改革探索期（2003～2005）和体制改革展开期（2006～2010）等八个阶段。下面分别叙述。
功能恢复期
（1978～1981）
在文革结束、政治权力中枢重组与核心重建的敏感时刻，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一个单纯的哲学问题，而是一个关乎大局的政治抉择。这场或明或暗的交锋出没于报刊、會议、谈话等场合，各方对话语权的争夺印证了'政治家办报“的合理性。政局初定后，具有社会动员作用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作为不稳定因素，结束了其二十余年的正当地位。精英群体很快达成新的政治共识，那就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四项基本原则之下，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允许多种声音的存在。政治权力的谨慎收缩让出了一些社会生活的空间，与人民隔绝10年的'毒草“作品陆续复出，对文艺创作的严格管制开始放松，'假大空“与'帮八股“受到批判，'讲事实、讲真话、讲道理“成为宣传工作的基本要求，传播工具的社会守望、意见交流、消遣娱乐等功能初步恢复。
然而，文化生产的物质条件极其薄弱，造纸、印刷、运输、通信等相关行业的技术和基础设施都停留在初级工业水平，自动化程度低，书报刊出版业常常受困于纸张匮乏、印刷和发行速度奇慢的条件，电话、传真设备的稀缺常常延误新闻报道的传送。普遍低下的生产力与高度集中的控制密不可分，完全依赖财政拨款，长期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日子难以为继。为弥补经费不足，中央电视台和少数中央级报社获准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及'经费包干“的办法。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经济政策与思想解放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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