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大学，见证三种社会
由于家贫和日本侵华战争，我断断续续上了三次大学：第一次1941至1942年在沦陷区包围中的'孤岛“上海，见证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第二次1947至1950年还在上海，经历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第三次1955至1959年去了莫斯科，领略了苏联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小康阶段。由于长期在艰苦条件中生活，头二次只留下少数照片，但弥足珍贵。这些照片，帮助我回忆起了那段不平凡的历史。
初上大学，见证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我1923年出生于宁波。13岁考初中时，还穿着今天只能在舞台上看到的长袍。那时，长袍是脑力劳动者的典型服装，里面穿中式对襟短衫和宽腰束带中式裤子。西服只有少数人穿。时髦一点的则下面裤子换成西式前开门襟。妇女穿西式连衣裙的十分稀少。绝大部分都穿旗袍。但式样不断变化，西服的因素慢慢增加。如袖子愈来愈短，下摆和开衩愈来愈高，腰身三围差异愈来愈突出。里面裤子愈来愈短，展示出一段大腿。劳动人民则都穿'短打“，即不穿长袍，只穿中式对襟衫和宽腰束带中式裤子。
我进入了宁波私立效实中学，学费很贵。我靠自己的勤奋，连续获得全额免费，才念完了高中。不幸的是，1941年春天，我正进入高中毕业班，日本侵略军攻占了我的家乡宁波。那时，老百姓经过日军岗哨，都要向日本兵鞠躬敬礼。中国的货币不再通用，改用汪伪政府发行的'储备券“。物价飞涨，大米按户口配给，要排长队购买。为了避免当亡国奴，我和三位同学一起，托单帮商人带路，乘坐木帆船渡海到舟山定海，换乘小轮船来到上海租界，投靠在银行工作的表哥，并在效实中学上海分校补课到毕业。那时上海租界分别由美、英、法国管辖，因为这三国还没有对日宣战，所以，租界相对太平，表面上还歌舞升平，喇叭里不断传出'靡靡之音“，如《何日君再来》、《支那之夜》、《满洲姑娘》等等，有舞女的舞厅和有三陪女的娱乐场所仍醉生梦死地'繁荣“着，让我不时想起'隔江犹唱后庭花“的诗句。
中学毕业后，为了省学费，我报考了也设在租界内的国立交通大学土木系，上课地点在上海鲁班路(当时叫吕班路)上法国人办的震旦大学(今交通大学医学院)内。这是出于免学费和毕业后容易找到工作的目的。那时，大学生毕业即失业，而交大学生中，流传'四个买“：一年级买蜡烛，二年级买眼镜，三年级买痰盂，四年级买棺材。虽然这只是最坏的典型，绝非人人如此。但也可见，当时拼搏的激烈。我那时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科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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