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对陈寅恪“以诗证史”的批评
一
胡晓明先生在《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一文中曾指出钱钟书和陈寅恪代表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简而言之，陈注重诗歌的背景和历史学意义，而钱钟书注重诗歌的纯美学价值。在1958年出版的《宋诗选注》中，钱钟书对1951年初版的《元白诗歌笺证稿》进行了间接批评。钱钟书认为，史料的优势在于把事情'叙述得比较详细“，但诗歌'更集中，更具体，更鲜明，产生了又强烈又深永的效果“，假如诗歌'缺乏这种艺术特性，只是枯燥粗糙的平铺直叙，那么，虽然它在内容上有史实的根据，或者竟可以补历史记录的缺漏，它也只是押韵的文件··因此，‘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接下来，钱钟书进一步强调，'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的真实“，他说：'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喪失了谨严··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
在这里，钱钟书说明，文学因其测度和不拘泥于表面的真实而能到达更高明的，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这不能不说是对文学的本质的一种有洞见的评价，也在不经意中，把文学放到了史学之上。但是，陈寅恪也绝非像钱钟书讥讽的那样迂腐到混淆诗歌和史学的区别。他在《元白诗歌笺证稿》第一章就明言：'··文人赋咏，本非史家纪述。故有意无意间逐渐附会修饰，历时既久，益复曼衍滋繁，遂成极富兴趣之物语小说，如乐史所编著之《太真外传》是也。“然而陈氏的方法，在于把古诗作为一种而非唯一的史料加以批判使用，并参以其他材料辩正。在《长恨歌》中，陈寅恪由'春寒赐浴华清池，华清水滑洗凝脂“一句看到的是唐代'温汤疗疾之风气“，并进一步依据其他史料指出本风气'本盛行于北朝贵族间“，又由白居易《江南遇天宝乐叟》中'我自秦来君莫问，骊山渭水如荒村“看出'安史之乱“后唐帝国的凋弊。这种诗史互证和拓宽史料来源的尝试，对于古代文化和社会生活史研究是不无助益的，因为日常生活细节未必会记录在官修史书和档案中。
另外，陈寅恪也从史家角度，对诗家和小说家言进行批评。陈鸿《长恨歌传》记载：'昔天宝十载，侍辇避暑于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是夜张锦绣，陈饮食，树瓜华，焚香于庭，号为乞巧，宫掖间尤尚之。时夜殆半，休侍卫于东西厢，独侍上。上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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