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中的两种流弊:“形而上”和“形而下”
20世纪九十年代末发端于《北京文学》波及全国的关于语文的大讨论,为语文课程教育改革创造了足够的舆论氛围,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以下简称《语文课程标准》)颁布,标志着我国正式拉开了语文教育改革的序幕。时至今日,可以说《语文课程标准》理论在实践的验证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如果拨开课程改革带来的热情迷雾,我们也会发现,在语文课程改革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两种令人忧虑的偏向:一是沉浸于关于语文课程性质理论层面的无效争论,即'形而上“,二是沉醉于语文教学实践层面的琐碎技术行为,即'形而下“。
一、语文教育中'形而上“之风盛行
语文课程的性质之辨是语文教育中最为典型的'形而上“。历数语文课程的性质之争,可谓洋洋大观。
1.工具性。以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等老一辈语言学家和教育家为代表。叶圣陶先生就曾说过,'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此外,他还说'说话是一种独占重要的工具“,'国文是一种工具“。1953年,叶圣陶先生再次强调:'语言教育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让学生认识语言现象,掌握语言规律,学会正确、熟练地运用语言这个工具。“'语言是形成思想的工具,是认识世界的工具。“
2.人文性。以韩军、王尚文等为代表。韩军指出,'语言之于人,首先,是一种精神意义的存在,是人的精神本体赖以存在的凭依;其次,才是一种语言运用技能。或者说,人一旦脱离语言,精神就没有了存在的处所与凭依,就失去了精神自我。“王尚文指出:'语言决不仅仅是工具、载体,他本身就是人的生命活动,人学习掌握母语的过程就是人成为人的过程,语言化、社会化、人化是三位一体的。“语文教育就是精神教育,语文课的任务应该是通过语言的学习和感悟,培养情感,陶冶审美情操,弘扬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为学生打下一个精神的底子。
3.言语性。以李海林、潘新和、邹兆文等为代表。李海林在其《言语教学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中提出,语文教学论要由'以‘语言’为主体的本体论“变为'以‘言语’为主体的本体论“。潘新和在《中学语文教学》2001年第五期上刊文《语文课程性质当是'言语性“》,该文指出:'通俗地说,‘言语’指的是个人在特定语境中的具体的语言运用和表现,‘语言’来自于‘言语’,‘言语’包含‘语言’,‘言语性’是指语文课程所独具的学习‘个人在特定语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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