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翻译官的秘密
戴庆利 一个时态错误就是一个政策问题
戴庆利：1996年取得外交学院英语系硕士学位，先后随朱镕基访问南亚；随江泽民访问马耳他；为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对北京SAKS'双解除“记者招待会做翻译；随同温家宝、李肇星出国访问；陪同李肇星参加联大并访问美国；随同胡锦涛参加APCE并访问澳新；为王岐山当选北京市市长记者招待会担任口译。
与其他翻译相比，外交翻译政策性很强、很敏感，因为翻译的对象大多是在讲国家政策，这个时候翻译就好像是一个政策的代言人，所以很多地方都很敏感，翻译时需要非常严谨，不能发挥。和一般场合的翻译不同，做外交部的翻译是不能随便的，不能加进个人主观的诠释，当然有的时候也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但要把握好这个分寸。
2001年夏天，朱镕基总理会见一个美国参议员，讲到台湾问题。当时我们对'一个中国“的政策有一个新的解释叫'钱三句“，就是钱副总理的三句话：以前我们说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我们讲的政策是'一个中国是指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在政策转变后，朱总理会见了这个美国参议员。他说，'我们并没有讲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我在翻译时知道这句话很重要，但是没有时间细想，于是翻译为'we did not say··“我们现在驻美国的杨洁篪大使马上纠正为'Wedonot say··“。他把我的过去时纠正为现在时，虽然我们过去的政策的确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平时我们比较倾向于翻译成过去时，但是这件事让我感到难忘。因为如果单独把这句话拿出来是没有错的，语法上也没有错，而且是很忠实地按原文来翻，但是还是错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对政策没有完全地理解把握。所以说做外交部的翻译，不能是一个机械的翻译，也不纯粹是语言精通就可以的，而是对一个人综合素质的考验。
2003年4月初到6月底防治非典期间，卫生部和北京市共举行了14场记者招待会，向公众广泛披露有关疫情的信息，每场都由电视台进行现场直播，每次都是在疫情处于重要时刻召开的。最后一场，也是最激动人b的一场，就是6月22日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总裁尾身茂在北京宣布'双解除“。
4月2H上班后，处长突然告诉我，明天有一场关于非典的记者招待会，你去做翻译。只有半天的准备时间。当时我根本不知道非典在世卫组织那儿被称为SARS，而翻译成atypical pneumonia。
我所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有关非典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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