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工具视域下的新时代高等教育评价模式——基于12份中央政策文本的研究
万 洋，孙俊华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23）
高等教育是国家振兴、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和推动力量。党的十九大将'双一流“建设作为高等教育发展进入新时代的重要象征。相应的，高等教育发展新时代是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跨越的关键节点，也是高等教育评价政策体系变革的新时代。新时代以来，高等教育实现了由大众化阶段到普及化阶段的跨越，但规模增长并不意味着质量提高，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1］诸如'分数、升学、文凭、论文、证书“等评价指标的强化和异化，歪曲了教育事业的实质。教育评价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导向，在教育规模继续增长的未来，假如继续拘泥于简单化和指标化的评估模式，将使得高校走上扭曲发展道路，难以真正提高人才培养和科研产出质量。
2020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指出教育系统必须牢牢树立起'收官“的强烈意识，以评价体系改革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随后，以《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文本出台，不仅对高等教育评价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也成为新时代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完善的基础。为推进高等教育健康发展，如何彰显新时代高等教育评价中的价值理性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方向。
面对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的时代要求和严峻问题，高等教育评价的政策实践和理论研究需要共同推进。目前，已有部分学者从评价方法和评价模式对高等教育评价进行研究，如任立肖、王学俭等学者从方法层面对高等教育评价进行研究，［2］［3］分析了过程方法、元评价在创新创业教育以及思政教育领域中的应用；
李一希、黄梓根等学者从价值层面对高等教育评价的'五唯“异化问题进行探析，［4］［5］试图构建价值协调的高等教育评价模式。
教育评价是教育政策运行的保障，而政策工具作为政策主体实现其政策目标所主动选择的一项或一组能够对实践领域产生影响的具体措施，是政策设计和政策目标之间的桥梁，可借此观察政策制定者的公共政策价值和理念。针对教育评价政策，涂端午、关志康、古立春等学者从政策工具视角出发，［6］［7］［8］对中央各部门发布的教育评价类政策进行编码和统计分析，均发现教育评价改革中的政策工具使用存在不均衡问题。
回顾高等教育评价政策研究，可以发现随着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政策工具也呈现增长和创新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高等教育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但也存在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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