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效应：基于广东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方应波，谢 源，易文芳
（1.清远职业技术学院旅游家政与艺术学院，广东清远 511510；
2.湖北科技学院财务处，湖北咸宁 437100；
3.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智能建造工程系，广东清远 51151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后来者优势，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并创造了世界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望尘莫及的增长奇迹，然超高速发展带来资源短缺、生态破坏和结构失调等问题严重影响绿色低碳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进而影响提升人民福祉的现代化进程。科学调控宏观经济并转变增长方式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产业结构调整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不仅能有效促进本地区绿色发展，亦通过推动资源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产生空间溢出效应［1］。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主要依赖政府产业政策引导，企业被动接受政府压力故缺失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激励［2］；
地方政府在压力型财政激励的驱使下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质量和合理化，而严格的环境规制能矫正压力型财政激励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利影响［3］。一方面，适度的环境规制通过对污染密集型企业的抑制效应和对创新型企业的补偿促进要素资源从优配置，有效缓解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冲击；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战略互动趋向采用模仿策略，主要表现为竞次现象［4］。那么，应如何适配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才能发挥政策合力，更有效地促进绿色发展？植入空间异质性后，产业结构与环境规制政策协同的绿色发展效应将会如何？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究，也是本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国内外学者围绕绿色经济、产业结构、环境规制及其相互关系做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丰硕的成果，学者对以上三者的研究涉及范围极广，其中与本研究最为相关的3 个方面分别为绿色发展指标构建、产业结构调整及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
关于绿色发展指标构建，国际上代表性的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构建的绿色增长监测指标体系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的绿色经济测度指标体系。前者认为，绿色增长绩效评价框架应重点关注生产消费的环保成效，强调从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保护资源环境［5］；
后者提出，绿色经济的核心是在提高环境质量和社会包容性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指标构建更强调社会进步和人类福祉［5］。国内绿色发展指标建构包括指标体系法和投入产出法。指标体系法主要依据绿色发展的理论与内涵、绿色发展的概念与要义、生态学理论、'两山“理论、'驱动力-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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