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视域下现代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主体与模式
李承志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实证范式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在传播学以舶来品的身份被引进中国后便迅速大行其道并占尽主流。跨文化传播研究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自然也不能免俗。然而学界的普遍选择并不意味着实证范式无懈可击，它不仅难以规避哲学上科学主义批判者的反思与批评，而且在传播学领域内表现出某种无能为力””这在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中有着明显且极具代表性的体现，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两个局限“：一方面，作为实用主义哲学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具象，实证范式的研究方法将焦点过度集中在形下范畴的传播知识论中，忽略了形下伦理价值问题，更熟视无睹也无可奈何地遮蔽或悬隔了本体论意义上的传播学形上架构问题；
另一方面，跨文化传播研究既是传播研究，又是文化研究，而实证范式在传播领域中也许可以一手遮天，但在文化研究中就有其天生的局限，即单独的实证方法无力全面彻底地通达文化。这一问题在国内跨文化传播学界试图开发和运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时表现得尤为棘手。
本文有意打破'两个局限“，突破传播学的实证范式，从儒学视角思辨、分析中国当前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并探讨解决方案。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从儒学的角度研究跨文化传播并非是天方夜谭，姑且不论儒学在学理上向来有'和而不同“'理一分殊“'月映万川“和'天下一家“等精神内涵可作为跨文化传播的指导原则，仅仅在经验历史层面上，儒学就与跨文化传播结有不解之缘。关于儒学的形成，众说纷纭，但'九流出于王官“［1］（P1728～1747）的说法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依此而言，儒家的主体性是在一种特殊的跨文化传播””与其他'八家“的碰撞与交流中确立下来的。此后，儒学的发展历尽波折，先秦时'距杨墨“，唐宋时'辟佛老“，近代以来新儒家对西学冲击的回应无不证明了儒学是在一次又一次跨文化传播危机中'将危机转化为生机，并在这种转机中、且以此为契机解决中国的命运问题“［2］（P39）。总之，由于儒学命运和中国命运始终紧密缠绕在一起，在中国研究跨文化传播，儒学是绕不开的向度。同时，儒学能够在经验和学理两个层面上为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指导。另外，以儒学观照跨文化传播研究亦是二十大报告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3］（P46）的题中应有之义。
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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