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事件中“意见领袖型”科研人员的媒介素养——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考察
许振波，陈翌阳
(1.蚌埠学院 文学与教育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2.安徽财经大学 文学院，安徽 蚌埠 233041)
'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也称'媒介素质“'传媒素养“等，1933年由英国学者李维斯和汤普森在《文化与环境：批判意识的培养》中首次提出，1992年美国媒体素养研究中心界定了目前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指在人们面对不同媒介中各种信息时所表现出的信息的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相较而言，国内这一研究领域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关注，我国媒介素养研究先驱卜卫补充指出计算机时代的媒介素养则不仅包括判断信息的能力,还包括有效地创造和传播信息的能力[1]。就媒介素养的研究对象看，目前，国内外均较多聚焦于学生、银发族、媒体从业人士等群体。
2020年初，全球暴发了新冠肺炎疫情并蔓延至今。对于我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影响。疫情发生以来，学界积极回应，热切关注涉及其中的有关主体的媒介素养问题，如指出开展公民媒介素养教育、提高理性批判能力，是新冠疫情下舆情导控的重要举措之一[3]。但纵观现有研究，一是以突发公共事件包括本次疫情期间媒介素养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成果总量不多(知网等收录共二十余篇)，二是现有研究其对象均为一般公众或学生、网民等群体，未将更具'话语权“的专业科研人员作为独立主体。
传播学基本原理与实践表明，传播活动中的'意见领袖“，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此次疫情期间，不同于仅专注相关实验、防控工作的一般科研工作者，部分科研人员充分发挥自身专业知识和能力，主动或被动就疫情信息进行公众表达和传播，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意见领袖“的角色。'意见领袖型“科研人员(为行文方便，下文称'科研人员“)作为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公众传递的重要主体之一，其媒介素养的高低、信息传递质量的优劣，事关舆论秩序、社会稳定，影响公众心理健康与生命安全，不容轻视。基于上述情况，我们认为，应就突发公共事件中科研人员的'媒介素养“开辟专门视角，进行必要的梳理。
'万物皆媒“的时代，突发公共事件中，科研人员发生相关信息传播的情境，也是复杂多样的。基于重要程度、影响性并囿于资料可得性，这里仅考虑科研人员面向不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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